作者丨郁风

资深媒体评论员

近段时间，日本多地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战反修宪抗议，抵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将日本“再军事化”，以及呼吁高市早苗下台。

据外媒报道，5月份的反战示威达到了日本数十年来的最大规模。结合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卫报》报道数据，5月3号的日本宪法纪念日，全国反战抗议人数超过9万，其中东京抗议人数达到5万。这对素来看重公共秩序的日本人来说，是一个罕见的公共事件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共同社对一场抗议活动进行年龄性别分析，发现人数最多的是30多岁人群，20多岁人群比例超过20%，且总人数60%为女性。这也意味着，日本年轻人开始成为反战抗议的主力；同时，大量女性也加入政治抗议人群中。他们挥舞着荧光棒，将之称为“光剑”，打出“No War”的标语，愤怒地喊出“不要战争要和平”口号。

高市早苗对修宪再军事化进行了哪些布局？

这波抗议浪潮始于今年2月份。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后，提前于2月举行大选，并率自民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。这个素来以鹰派强硬形象否定日本侵略罪行、推动日本修宪“再军事化”著称的右翼政客，在当时就引发数千人的抗议。4月份，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更改法律，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，包括和澳大利亚达成65亿美元军售，向菲律宾提供二手军舰。此举加剧了民众的不满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大规模抗议，在5月份达到了高潮。

但是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仍旧居高不下。2026年4月，日本主要8家媒体民调中，高市内阁支持率仍处于53.0%至70.2%之间，整体平均在六成左右；NHK5月民调也显示，高市内阁支持率为61%，不支持率为23%。而且，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在众议院有压倒性优势。这也意味着，修改和平宪法，不再只是右翼政客的狂妄叫嚣，而是开始具备现实可能。这也是日本抗议民众的担忧所在。

日本规定，修宪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超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，之后再在全民公投中获得简单的多数通过，即超过半数。目前来看，日本众议院465席中，自民党已占316席，加上其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，达到 352席，已经远超三分之二的门槛。再结合高市早苗目前的民调支持率，若真进行全民公投，超过半数支持修宪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在法律操作层面，高市早苗修宪最大的阻碍来自参议院。日本参议院总数为248席，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席位为120席，尚未过半，离三分之二还差得很远。但不排除高市早苗拉拢其他在野党，博取更多的执政盟友，将修宪幻梦一步步推向现实。

同时，在外交层面，高市早苗虽然仍旧否认二战侵略伤害，却密集流窜于多个亚太邻国，用现实经济合作援助来淡化对日本修宪的警惕反对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，针对曾经长期遭受日本殖民压迫、对日本军国主义高度反感的韩国，高市早苗也在上任后频频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互动，让人始料未及。要知道，李在明早年以反日形象示人，但在近期和高市早苗的会晤中，李在明将日韩关系定义为“共同应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的战略合作伙伴”，并称“我们一致认为，在近期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链和能源市场动荡之中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”。高市早苗甚至邀请李在明下次赴日时“两人一起泡温泉”。

这也意味着，原本反日情绪高涨，对日本修宪再军事化高度警惕反对的韩国，在现实驱动下也有和日本交好的可能。

高市早苗政府同时还对其他亚太国家展开外交攻势，她访问了越南、澳大利亚这些曾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伤害过的国家，她承诺提供100亿美元，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因美伊战争飙升的油价。在越南，她表示，“日本将在构建以自由、开放、多元、包容以及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，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”。她用这种伪装话术和经济支持，试图换取其他亚太国家对其再军事化的默许。

这一系列行为，表明高市早苗比预估中危险、可怕得多。一方面，她在国内竭力维持高支持率，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修宪；一方面，又在国际竭力博取周边国家的好感，以降低邻国对其修宪“再军事化”野心的警惕。

因此要意识到，我们面对的高市早苗，是一个有野心也有能力的对手，需要深入研究，制定对策，而不是仅仅对其进行道德谴责或者简单将其丑化。同时，也需要对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进行分析，看到日本各界存在的高度分化，将之转化为遏制高市早苗修宪的内部阻力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，即便高市早苗获得了众议院压倒性优势，获得了过半数民众支持，仍然有不少反对者。这也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民主悖论：民主是否会沦为多数人的暴政？多数人就一定是理性正确的吗？少数人的利益诉求是否就可以被轻易牺牲？

一个历史的前车之鉴是，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，也是通过合法选举手段上台的，其核心诉求也是利用多数德国人民族主义心理，将德国“再军事化”，之后让德国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。

因此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人走上街头，进行反战抗议。他们也感受到了当下的危机，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发出声音。

一些日本修宪支持者质疑，为什么同样是二战战败国，德国可以拥有军队，而日本不可以。在俄乌战争期间，近几年德国进行了大规模扩军，这也刺激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神经。

但必须要厘清的是，德国之所以能合法拥有军队，在于他们进行了彻底的去纳粹化和去军国主义化，并对历史罪行进行了认真的道歉、忏悔和反思。最为著名的，是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·勃兰特，在波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下跪忏悔。

反观日本，军国主义余毒并未消除，极右翼势力仍旧猖獗。他们做不到正视侵略历史，执迷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，否认大屠杀、慰安妇，篡改历史教科书。这些都和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一个对侵略战争并未真正反思道歉的国家，再度军事化后，谁也不敢相信会驶向怎样的发展轨道。

面对日本“再军事化”，中国可以怎么做？

除了道德谴责和经济制裁外，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同声音，从大规模反战抗议中就能看出，日本仍旧存在为数不少客观理性、爱好和平的人。因此，不能一刀切地把全体日本人妖魔化、敌对化。这种简单粗暴的思想，反而可能会加重中日两国民间的敌对，而这正中高市早苗的下怀：渲染中国威胁，就是其推动再军事化的手段之一。

同时也要看到，日本政界也不是铁板一块，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虽然在众议院有压倒性优势，但在参议院仍然有很多反对党和中立党。中国可以做的，是对这些党派施加影响，建立往来，避免他们倒向高市早苗的怀抱。毕竟只要不达三分之二的参议院通过门槛，修宪就始终只能是高市早苗的春梦。

比如，日本公明党虽然过去长期与自民党联合，但有和平主义的背景，对修宪强军更谨慎，而立宪民主党是反高市右转的主力之一。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共同组建了中间派新党中道改革联合，目标就是对抗高市政府右倾。这是可以团结往来的对象。

已有的反修宪反战团体，更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，可以通过学术、媒体、民间交流、和平纪念活动、青年访学等方式加强联系。高市早苗的再军事化叙事，核心聚焦在“保护日本”，但高市早苗害怕的叙事是，再军事化是把日本重新拖向战争国家。日本国内反战组织、护宪团体、左翼/自由派媒体、大学知识界、广岛长崎和平团体，都可以成为限制高市早苗的中坚力量。

同时，也可以游说日本企业和旅游业。高市早苗的再军事化，会对他们的经济收益造成负面影响，他们会因此而对日本政府施压。

应注意到的是，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反战倾向更为明显，中日年轻人之间本来就存在二次元等共同文化语言，日本年轻人也不一定愿意为高市路线付出战争风险和增税成本。历史上日本战后的快速发展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和平宪法政策，使得更多资源倾斜于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。再军事化，势必意味着军费大幅增加，财政支持向军队倾斜，相应的社会福利支出也会削减，税负也可能加重。

因此，应该让日本年轻人意识到，台海或东海冲突会让日本青年承担战争风险，远程打击能力会让日本不只是“保护自身”，而是可能成为战争参与者和发动者。日本一旦突破和平宪法，普通年轻人未必得到安全，反而可能被卷入他国冲突。再军事化，并不是日本民族主义的狂欢，反而可能将日本年轻人拖进战争深渊。

概括下来，防止日本再军事化，不是简单切断中日往来，而是将日本的右翼政府党派组织与日本反对/中立党派、反战力量、青年和平群体区分开来。越是在高市早苗推动修宪再军事化的时候，越应该增进与日本反对/中立党派、民间和平组织、青年学生、广岛长崎反核团体、护宪团体的交流，让反战声音在日本内部获得更多社会基础。

在外交层面，也可以和高市早苗针锋相对，如中韩关系本身就在向更友好方向发展，中国对韩出台免签政策后，大量韩国人来华旅游交流；与此同时，去韩国旅游、追星、医美的中国年轻人也不少。今年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期间，特意去了日本殖民时期流亡至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，并纪念了在“一·二八淞沪抗战”后炸死多名日军高官的尹奉吉烈士。中韩两国对日本都有历史血海深仇，这笔账是无法一笔勾销的。

中国可以继续强化和韩国的友好交流和经济文化合作，比如适度扩大韩娱明星来华办演唱会等活动，让韩国各界意识到，中韩之间不仅曾经在反日侵略时是盟友，在当下现实层面也可以是互助伙伴。得益于AI产业快速发展，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半导体企业在近期实现了爆发增长，两国也可以在AI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。

对东南亚其他国家，也可以加强现实层面的外交经贸往来，提醒他们不能为了眼前日本给予的经济利益，就忘记历史上日本对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更不能忽视日本再军事化后对他们安全构成的威胁。

多管齐下，将使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之路变得越来越困难，让“修宪路”终究只能是“修宪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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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｜萧轶